关于“深圳”这一名称的来源，深圳本土学术界普遍倾向于其源自粤语，特别是流行于东莞、宝安一带的“莞宝粤语”。尽管客家话同样有使用“圳”字的习惯，且客家人在深圳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但从地名形成的逻辑链条和历史时序来看，粤语来源说明显有更为坚实和完整的证据支持。
“深圳”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的《新安县志》中。在康熙二十七年（公元 1688 年）重修的《新安县志》卷八 “兵刑志” 的 “墩堡” 一节里，明确记载：“康熙七年……新安沿边奉设墩台二十一座……深圳墩台，一座”。此外，在同书的卷三中，关于 “惠民桥” 的记载也提到了 “深圳”：“惠民桥，在深圳，河沟深浚……”。这些文献记录，为“深圳”地名的起源提供了确凿无疑的时间上限，即不晚于 1688 年。
清朝初期，由于 “迁海” 政策的实施，深圳地区人口锐减。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 年）才开始全面 “复界”，允许居民返回故土，并鼓励外地移民前来垦荒。然而，从 “复界” 开始到《新安县志》于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 年）修成，中间仅隔了短短四年时间。在 “复界” 初期，响应招垦的移民数量并不多，人口的大规模回流和客籍迁入是在康熙三十年（1691 年）之后。在1668年“深圳墩台”设立之时，以及1688年县志修成之时，由“复界”政策吸引而来的客家移民尚未形成规模，更不可能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。这就充分说明，“深圳”这一地名的首次冠名与客家人无关，其起源应追溯至更早的居民群体，即讲粤语的广府先民。
宝安古代居民清初以前主要是广府人（本地人），他们讲属于粤语方言的 “莞宝片” 粤语，其中居住在围村的本地人被称为 “围头人”。这些广府先民最早的自南宋年间起就在此定居，是深圳历史记载上最为悠久的居民。在 “复界” 之后，从增城、东莞等邻近地区迁回的也主要是这些粤语系居民。深圳墟周边的湖贝、黄贝岭、罗湖、笋岗、蔡屋围等核心村落，其村民均操莞宝粤语。这些村落共同构成了深圳墟的腹地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广府文化社区。因此，从语言环境和社区构成来看，“深圳”这一地名的诞生，其语言土壤正是粤语，其命名者正是这些讲莞宝粤语的广府先民。
在粤语，特别是流行于东莞、宝安一带的 “莞宝粤语” 中，“圳” 是一个常用词汇，其核心含义是指田间的小河涌。在当地，人们常用 “水”“涌”“圳” 等词汇来称呼不同形态的水流，例如 “滘水”“大涌”“深圳”“圳美”“圳口”“长圳”“新圳”“大圳”“圳塘”“上圳”“下圳”“水圳” 等等。这种语言习惯表明，“圳” 并非一个生僻字，而是融入了当地人日常生活和地理认知的常用词。因此，当广府先民看到一条相对较深的河涌时，很自然地会称之为 “深圳”，这完全符合语言命名的逻辑。而深圳墟的创立，也是由广府张氏族群主导，其命名逻辑遵循了粤语地名文化的特点，即直接、形象地以地理特征命名。
综合多方面的证据，包括历史文献的记载、地名出现的时间顺序、早期居民的构成及语言背景等，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：“深圳”地名源自莞宝粤语，这一观点早应尘埃落定。
我们应该以客观、严谨的态度看待这一事实，尊重历史的真相，不再被某些没有依据的说法所误导。